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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鬥爭輪到我頭上來了。出了幾張罵我的大字報，開了幾回鬥爭會。其實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來得比我料想的要遲些。在我前面報社已經反出二十多個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報社的領導，從編委到副總編輯都有，這也是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因此我能夠以一種平靜到近乎麻木的的心態面對這一大的衝擊。再說，反右派鬥爭之前，我這個早已被開除團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經被同事們視為異類，羞與往來，我也從不主動與人打交道，免得自討沒趣。這樣，反右給我帶來的變化，相對說來比別人還要小一點吧。

當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後，我是更不與人往來了。就說吃飯吧，我也不願跟別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飯菜，總是坐到最靠角落的一張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個人也坐到那張桌子上來吃飯了。我不認識他，他也是一來就埋頭吃飯，吃完就走，不說一句話。新湖南報社的人，我大體上都能認得出來。那時，湖南農民報社跟我們同在一棟大樓裡辦公，同一個食堂吃飯，我想他大約是農民報的，看神色，是也被劃為右派分子了。我們就這樣同桌（沒有另外的人）吃了幾個月飯，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他就是劉鳳翔。1985年獲平反，是湖南日報社宣布「改正」的右派分子中的最末一個。
然而他的人已在1970年4月4日「一打三反」中，飲彈刑場。

1957，丁酉年，一場對中國知識份子產生重大影響的「反右運動」正式展開了。

反右運動以糾出「右派」為目的，然而運動牽連日廣，被「錯劃」者不在少數。作者朱正身為新湖南報社的一員，也成了反右運動的親歷者，以見證人的身分，藉由親身經歷、友人事蹟和相關歷史論述的探討，重新還原反右運動的歷史現場，驚人的呈現出近一甲子之前，中國知識份子所面對的厄運。

本書特色

本書由1957年全中國新聞界第一大案「新湖南報社反右派鬥爭」親歷者朱正撰寫，透過自述、懷人與評書，見證反右運動始末。

作者簡介

朱正

1931年生，中國湖南人。1957年在長沙新湖南報社親歷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長期蒐集相關史料文獻，撰有《兩家爭鳴》等作。

【丁酉年紀事】

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辛棄疾〈沁園春〉

一

一九五七年，我在長沙新湖南報社，在這裡經歷了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全過程。

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我被列為鬥爭對象，在整整一年時間裡，享受了每一隻「老虎」都享受過的一切待遇：檢查交代，批判鬥爭，不必說了。最難受的是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時，從吃飯到拉屎，都有專人看管，比起後來我在看守所和勞改隊的經歷，都管得更嚴厲些。鬥了一年，沒有查出什麼反革命的材料。於是說我參加了一個「思想落後小集團」，以撤職和降一級工資結案。我很覺得委屈，又不敢申辯，就這樣心有餘悸的過了幾個月。我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進入一九五七年的。

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我感覺到空氣似乎有了一點鬆動。《文匯報》復刊了。它連載了斯特朗的《史達林時代》，其中「巨大的瘋狂」一章是寫蘇聯肅反的，同我不久前身歷的大同小異。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駁了史達林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氣是有了一點變化。同事的臉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約是做工會工作的同事還要我去申請困難補助。我敬謝了她的好意，告訴她：我的《魯迅傳略》快要出了，將要得到一筆稿費。

三月，副總編輯蘇辛濤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回來，興沖沖地作了傳達，還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四月，《人民日報》陸陸續續發表社論，宣傳新方針。費孝通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我也感到了一種早春的天氣。

五月一日，報上刊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一個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開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那些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風細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原則，並且規定：「開會應該只限於人數不多的座談會和小組會，應該多採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個別地交談，而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還說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幾天之後，總編輯官健平在全社大會上作動員報告，宣布報社開始整風，號召全體人員向報社領導提意見，反對三個主義。內容大體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說的。動員大會之後，即分小組開會座談，向領導提意見了。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還規定了：「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我不是黨員，即根據這一規定提出不參加整風運動。我要報考大學，需要時間複習功課，準備考試。一天晚飯後，文教部同事黎風邀我同去散步，勸我還是參加整風運動。他說，黨有決心克服三個主義，希望你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他還說了：你不會沒有意見吧。我說，我只對於把我列入肅反對象有意見。他說，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過是說清楚一下事實，並不是對黎風兄有任何抱怨之處，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來同我談話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間素無惡感（大約這就是由他來同我談話的原因吧），他絕沒有加害於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沒有他的勸說，事情的結局也不會有任何不同，因為，不久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宣布「凡是進行整風的單位，所有工作人員，都應當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和鬥爭。」取消了原先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的規定。

就這樣，我就參加整風的小組會了。

那時，《人民日報》逐日詳細報導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新湖南報社內部的座談會也從這些報導中受到啟發，一些人學著說他們說的那些話，例如外行領導內行之類。在這一方面，他們對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評，說他對報紙業務一不懂二不鑽，外行得很。徐鑄成在〈「牆」是能夠拆掉的〉一文中，說《文匯報》的一位黨員副總編輯「有一套本事，能夠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這話在《新湖南報》引起了共鳴，一些人說，官健平所有的，正是這樣一套本事。